1989年3月8日清晨，李敏在北京西郊的家中接到山西太原打来的长途电话，对方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王勋同志昨日下午走了。”短短十二个字，把她的思绪重新拉回到十三年前那场特殊的通话——1976年9月，当这位老人提出要赴京吊唁三哥毛主席时，李敏对秘书抬手就是那句“快请他来”。两个电话，一前一后，记录下了堂叔与侄女之间最后的关联，也勾勒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家国亲情。
1909年，韶山冲东茅塘的田埂边，多了个嗷嗷待哺的男孩，族谱上写作“毛泽全”。家境清苦，他早早挑起耕读两副重担。青年时期，他不甘困守乡村，辗转南京谋生，却因堂叔病故失去依靠，1936年决心找寻“石三哥”毛泽东。抗战正急，延安窑洞里烛火摇曳，那年冬夜的再会，让毛主席拍着弟弟的肩膀喊出久违的乡音：“十二老弟，可算来了！”
组织把新到延安的毛泽全送进中央党校。为了避开敌特视线，也为了不让任何人以“主席弟弟”另眼相看，他主动更名王勋；“王”字端正，“勋”字寄望，倒也贴合他务实的性格。1938年毕业后，新四军皖南岩寺兵站出现一位干劲十足的政治指导员，随即又辗转皖南、苏中、苏北，直到战争结束，名字始终是王勋，身份始终被深藏。
1942年春，他与供给部会计股长徐寄萍在雨后江南的营房里照张合影，两人笑得灿烂。婚后，他跑前线、她管账本，三年抱得三千里补给，也抱得三个女儿。敌机轰炸、物资短缺，夫妻俩靠着算盘和算盘珠之间的“战术协同”硬是撑起了一个旅的给养线。有人问徐寄萍为何甘愿随夫颠簸，她笑：“他走到哪儿，我就把家安到哪儿。”
1949年10月，开国大典上礼炮响彻十里长街，王勋却在后方仓库盘点棉布与镰刀。次年春，他奉命赴京出席后勤系统会议，终于有机会拨通中南海总机。秘书禀报后，毛主席挥手道：“派车，把十二弟接来。”十二年未见的兄弟在丰泽园门口像普通乡亲一样先愣了几秒，随后紧握双手。屋里只有四个菜：辣椒炒肉、苦瓜、茄子、鸡蛋汤。毛主席打趣：“弟妹要是来了，多半嫌我招待寒碜。”兄弟俩大笑，笑声里尽是戎马岁月的硝烟味，也有家乡稻香。
1952年秋，王勋携妻女进京就职。第一次全家“进宫”拜访时，毛主席见到三个外甥女，先掰了两块糖，又突然皱眉问：“怎么少了一个娃娃？”原来小女儿在车上睡着。听完解释，主席点头却未立即转身，门口多停留了半分钟，这个细节后来被卫士记下，足见他对家人牵挂之深。
1957年，王勋调往内蒙古集宁办事处。临行前没敢惊动三哥，只留信一封。毛主席批示高智回信：“塞北风大，注意身体，多读书。”并附一张站在柳荫下的照片。那张照片，此后被王勋夹在笔记本里，出差、换岗，总是随身携带。
1960年代，国家局势风云变幻，王勋先后奔波于大同、太原等地，作风依旧低调。知情者屈指可数，他自己却时常惦念北京方向。有时夜深人静，他打开那张照片，端详片刻，又默默合上。熟人若撞见，他只说一句：“领导给的老相片，鼓劲用。”
1976年9月9日凌晨，太原军区招待所的过道灯光昏黄，收音机里传出沉痛播音。王勋愣坐半小时，忽然起身，对值班电话员说：“请接北京军区。”随后一封加急电报发往西三环，署名仍是工作代号。为了周全，他又亲自写信给李敏，只一句：“请求准许赴京吊唁。”李敏看完电报，几乎没犹豫：“快请他来！”窗口外秋雨连绵，电报员却感觉屋里忽然暖了几分。
追悼大会当天，王勋在花圈丛中抬头望向主席遗容，泪水迅速模糊视线。卫士轻声提醒节奏，他却脚步迟迟不肯迈出下一步。仪式结束，老人在驻地病倒，高烧数日不退。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，身边人心知肚明，真正的病因是二十一年的思念再也无处安放。
此后十余年，王勋身体大不如前，但仍坚持给年轻干部讲课，主题永远围绕“后勤就是战斗力”。他不用讲稿，张口便是粮秣帐册与前线需要的零件型号，偶尔也讲家乡菜地里的红薯秧，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。
1989年3月7日14时46分，王勋因心脏衰竭在太原逝世，享年八十岁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李敏赶忙托熟人送上花圈和信笺。信中她写道：叔叔一生隐名埋姓，家人以你为荣。信纸不厚，却记录了一位普通共产党人对党、对兄长、对家庭三重情感的交响。